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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邱启媛

发于2025.10.27总第120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把地笼网(一种捕鱼网具)两端网口扎紧，一端绑在水中木桩或浮漂上，另一端连接重物抛入水中。这是负责水生生物监测工作的监测人员每天都要重复的工作。

从9月中旬开始，一艘挂着“安徽省重点水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横幅的小船，每天会定时出现在长江马鞍山段水域：有的鱼类在夜间活动，为了完整采样，工作人员通常在傍晚前下网，次日清晨再回到原处起网。

安徽省重点水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项目于2022年启动，每年开展两次。“从马鞍山市一直到安庆市，我们会对整个长江安徽段的水、鱼类、底栖生物、浮游植物等水生生物进行采样，目的是掌握这一江段现有的水生生物资源动态，评估禁渔效果。”现场监测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前，因较为粗放的发展模式，长江水质持续恶化，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数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对长江生态环境作出“诊断”。

在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下，2021年1月1日起，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实行为期10年的禁渔。

同年，农业农村部印发《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方案(2021—2025年)》。根据其总体目标，到2025年，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等珍稀濒危物种资源保护将取得阶段性成效，水生生物关键栖息地得到有效修复和保护，水生生物资源量有所增加，水生生物完整性水平稳步提高。

10年禁渔即将过半，长江里的鱼类等水生生物恢复情况如何？禁渔的下半程如何巩固现有成果，继续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鱼类资源显著恢复

长江湖北黄冈段的江面上，两圈圆形涟漪扩散开来，隐约能够看到一头江豚正在追赶着什么。

水面恢复平静几秒钟后，江豚冒出水面，摆动尾巴沉入水中。在它再次伸出头的同时，一条20厘米长的鱼从其嘴边划过。与鱼周旋几圈后，江豚抬头张嘴将鱼儿一口咬住，没入水中。

9月的一个早晨，一位环保志愿者用无人机记录下了这段江豚“吃早餐”的全过程。而在禁渔前，这一幕几乎不可能出现。

2023年，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前一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结果，其种群数量为1249头。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有完整统计数据以来，长江江豚种群在经历了30多年快速衰退后，首次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

作为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江豚的生存状况能够直接反映鱼类数量和种群量的变化，被称为长江生态环境质量的“显示器”，也因此在《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试行)》中，被单独作为一项指标列了出来。

长江里的鱼，数量确实多了，这也是监测人员这几年监测下来最直观的感受。“现在我们用网具能捕捉到20多斤的鲢鳙，之前很少。”

马鞍山市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段长36公里，岸线79公里，流域面积4049平方公里。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长江马鞍山段鱼类规模、资源密度分别是禁渔前的1.5倍和2倍，长江刀鱼种群恢复至禁渔前的4倍。2023年，马鞍山市江段共发现江豚37群次，共计86头。

“刀鱼嘴小，以浮游生物为食，其数量的增加，体现了长江浮游生物的恢复，而刀鱼作为食物链的一环，又是江豚的食物来源之一。”马鞍山市渔政执法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崔圣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外，鱼的种类也在增加。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生态与资源保护研究组研究员刘焕章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过去，捕捞压力导致鱼类“小型化”问题严重：同一物种内，大鱼被捕捞殆尽，只剩小鱼；整个鱼类群落中，大型鱼种濒临消失，小型鱼种占据主导。

情况已有变化。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陈业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2023年11月至今，长江武汉段已开展了4次水生生物资源监测。2023年监测期间采集到的鱼类种类数为35种，2024年和2025年均采集到48种。禁捕前， 鳤、长颌鲚等种类极少在武汉江段出现，但近年来，其在渔获物中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

这两个城市鱼类资源的恢复，是整个长江的缩影。今年7月，农业农村部会同水利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4年)》 (以下简称《公报》)显示，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态势总体向好，2024年，长江干流单位资源量比2023年上升9.5%，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和鳙)在长江中游监利断面卵苗资源量是禁渔前的6.2倍。

在物种多样性上，2021至2024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44种，种类数比禁渔前(2017—2020年)增加36种。在重点保护物种方面，新监测到长鳍吻、红唇薄鳅等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物种；长江江豚分布范围呈现进一步扩散趋势，斑块分布状况趋于缓解。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鲸类保护生物学研究组研究员王克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禁渔前，渔业捕捞和江豚捕食会争夺有限的鱼类资源，且两者的活动区域重合，经常发生江豚被渔具误伤的情况。禁渔后，鱼类资源多了，江豚获得食物更加容易，受到渔业活动伤害的风险更小，活动空间更大，因此也更加容易被公众看见了。

“我们说长江生态环境好不好，江豚说了算，随着江豚数量的回升，现在大家都会认可，长江生态环境确实在变好。”王克雄说。

禁渔如何“道高一尺”？

走过马鞍山市渔政执法基地的廊桥，“长江禁捕，利国利民”几个红字映入眼帘，这里是渔政执法人员日常办公的地方。趸船内，电子屏幕上长江重点点位的监控画面清晰可见；趸船外，船身印有“中国渔政”字样的执法船每日不定时巡查。

“我们目前配备了86个高清光电、8个小目标雷达、2台夜视仪和8架无人机，执法人员采取7×24小时值班制，一旦发现违法线索，马上开船出动。”马鞍山市渔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秦家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如今，在趸船边上，经常能看到黑色的大鱼在岸边缓慢游动，不时有鱼跳出水面。这是禁渔前无法看到的场景。马鞍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施全面禁捕前，由于多年的过度捕捞，四大家鱼、刀鱼、鳗鱼等经济鱼类资源量急剧下降，难以形成鱼汛。渔民们的鱼越捕越少、越捕越小，收入越来越微薄。

崔圣夏说，自2003年开始，马鞍山市在每年的4月到6月都会实行区域性禁渔，但三个月的时间远远达不到渔业资源的恢复效果。

必须全面禁渔了。2019年5月，马鞍山市相较长江禁渔提前了一年半，开始拆解渔船，实行禁捕退捕。

马鞍山市农业农村局水产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夏德军全程参与了禁渔初期的执法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渔民几代人都以捕鱼为生，习惯了在船上的生活，甚至有些人不在船上感受水面的晃动，就睡不着觉，所以刚开始推动这项工作的时候，渔民们还是有抵触情绪的。”

夏德军说，本市的渔船被拆解后，有渔民会到其他地市买来破旧渔船，把船藏在码头下面，深夜偷捕。“码头很矮，执法船进不去，我们只能脱掉衣服下水，把船一条条往外拖。”

由于初期人手、设备不够，夏德军等执法人员就靠“打破工作规律”的方式加强巡查，“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去查，天黑了再去，节假日也要查”。

为解决退捕渔民安置问题，马鞍山出台了《马鞍山市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政策实施细则》等文件，明确转产渔民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补贴，确保其上岸后有房住、有工作、有学上、有社保。2019年，马鞍山市10757名渔民全部上岸。

夏德军说，在政策支持及渔政执法的配合下，到2020年下半年，非法捕捞的势头基本被打下去了。2020年至2025年8月，马鞍山市共查办涉渔案件1544件，清理“三无”船舶162艘、非法网具1676张。

2024年，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有关长江禁渔的发布会披露，禁渔3年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公安机关月均查办涉渔行政案件1600多起、刑事案件500多起，市场监管部门月均查办相关案件300多起，对非法捕捞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打击非法捕捞，各地都有一套“组合拳”，长江已初步形成了人防技防结合、专管群管并重的执法体系。同样在该发布会披露的还有，沿江地区持证渔政执法人员达到1.04万人，比全面禁捕前增加了4倍；“亮江工程”正在实施，视频监控设备基本覆盖长江干流、长江口和鄱阳湖、洞庭湖等重点水域。2023年群众举报的非法捕捞数量同比下降28%，非法捕捞高发频发态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不过，秦家乐等执法人员发现，随着非法捕捞活动的基本遏制，长江仍未平静，违规垂钓成为禁渔后期的主要矛盾。

“马鞍山有200多万人口，假如每100个人里有一个钓鱼爱好者，就是20000个钓鱼爱好者。现在马鞍山长江段渔业资源恢复明显，这20000人每天所钓的量不可小视。”崔圣夏说，违规垂钓者人员构成复杂，目的不同，有的是个人娱乐，有的则涉及非法捕鱼、售鱼，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外，秦家乐提道：“现在违规垂钓更加隐蔽化、流动化和技术化，垂钓者有无人船、水下可视鱼竿等科技设备，甚至会用无人机辅助。而且多数案件发生在深夜、集中在野外环境复杂的水域，取证和查处难度很大。”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长江中游的武汉。“锚鱼和违规垂钓的违法成本很低，钓具价值往往不足百元，相应的执法成本却较高。”武汉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称“武汉市禁捕办”)四级主任科员邓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因此，“技防”力量还需要不断加强。邓煦提到，武汉市正借助AI神经网络的视频分析算法，对违规垂钓等进行自动识别、预警和取证。“比如，锚鱼的动作跟普通钓鱼是不一样的，违法人员会有大力拖拽的行为，目前这一动作的AI识别率能达到90%以上，系统将视频推送给渔政指挥中心的执法人员，我们再进行人工判断，同时固定了证据。”

2023年5月，武汉市北岸府河入江口的一起锚鱼行为，被布置在南岸青山江滩横跨长江江面3000米的“长江04”探头自动锁定。锚鱼者骑着电瓶车逃离时，被执法人员查获。

此外，渔政执法的法律保障也在细化。陈业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等法律规章为禁渔后的一线执法问题提供了有效法律支撑。不过，目前的法律在执法中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比如渔获量较小的违法行为该罚多少，渔获量达到多少将入刑，再比如什么是“生产性捕捞”“生产性垂钓”，都需进一步明确。

自2024年12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启动了修订程序。陈业林注意到，此次修订版草案提出了渔获物追溯、渔具准用目录、涉渔“三无”船舶治理等方面的新思路。“新的渔业法将为渔政执法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支撑。”陈业林说。

改变“九龙治水”

“对于一块黑臭水体，你在这儿投100条鱼，它们也活不下去。所以鱼类等水生生物的恢复，并非仅靠禁止捕捞，国家对长江生态的保护是一个一体化政策。”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组研究员徐军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也指出，多年来，长江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下降，是受拦河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岸坡硬化、挖砂采石等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所致。如今长江鱼类和水生生物的恢复，是多部门、多政策系统化治理的成果。

此前，长江保护深陷“九龙治水”的困境。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树义曾表示，过去，水污染治理领域有“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的说法。“水的问题很复杂，涉及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那时出了问题各部门之间配合不够，甚至还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

多年前，新华社的报道《“九龙治水”为何难阻长江水质恶化》也曾指出，“九龙治水”的机制表面上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但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客观上反而鼓励了各地区、各职能部门从局部利益、单一目标出发，对长江水资源的某些功能进行“分而治之”。

如今，情况有了转变。

薛家洼地处马鞍山市长江东岸，是沿江生态区、港区、马钢工业区的交汇点，也是渔民捕捞、散乱污企业、非法码头、畜禽养殖的聚集地，被市民们称为“五毒俱全”之地。

“一脚下去，鞋子会直接埋在灰尘里，下雨后水在这里汇集，变成污水直排长江。”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胡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各种生态问题的交织下，鱼类根本没有生存的环境。生长在长江边的秦家乐说，小时候，吃到嘴里有焦油味的鱼，一定是长江里的鱼。

马鞍山市长江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工作，就是以薛家洼为起点，再逐渐拓展到79公里岸线上的。马鞍山市各部门分工合作，形成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三水统筹的治理思路：生态环境部门通过水质断面监测与精细化管控、监管重点污染源、开展环境执法等工作，对污染物进行源头管控，推动水环境质量改善；水利部门通过对河道和岸线管理、调度水利设施等强化岸线修复与水资源保障；农业农村部门主抓长江“十年禁渔”，恢复水生动物多样性，通过治理畜禽养殖污染和水产养殖污染等措施，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排污管控和岸线治理是源头措施，切断了进入长江的‘毒源’，提升了水质，为水生生物的恢复创造了生存条件。而水生生物的回归，则是检验长江治理的终极标志，生物多样性的提升也能巩固治理成果，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马鞍山市副市长左年文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

从“九龙分治”到“九龙联治”，各部门的协作机制显得格外重要。2021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规定，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长江保护工作，审议长江保护重大政策、重大规划，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大事项，督促检查长江保护重要工作的落实情况；长江流域相关地方根据需要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制定、规划编制、监督执法等方面建立协作机制，协同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今年，武汉市禁捕办发布了《长江十年禁渔市级推进机制》，进一步划分了农业农村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18个与禁捕退捕工作相关责任单位的分工。

“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和武汉海事局，本属于垂管单位，但是因为我们彼此配合非常紧密，所以也把他们纳入了推进机制中，协同市禁捕办开展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等工作。”邓煦说。

在这几年的工作中，徐军发现，如今各部门已经能够把长江看作一个整体，长江大保护成为共同的目标。“除了本部门的管理内容，大家对其他部门的管理内容也非常清楚，协调时也有沟通机制。”

下半程任务仍然艰巨

在徐军看来，近些年水生生物恢复取得的成就显示，长江的韧性还在。“长江虽然被‘折腾’了几十年，但人类的破坏没有使其丧失生态系统的全部要素，一旦人为所带来的压力缓解，其可以借助自然的力量自我修复。”

不过，《公报》提到，长江天然水域的鱼类资源和多样性仍在缓慢恢复阶段，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仍然处于“较差”等级。

相关专家在解读时也表示，“鱼多了”仅是局部水域的特定现象，不能代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已全面恢复。目前，如中华鲟、长江鲟等珍稀濒危旗舰物种保护恢复速度缓慢。尽管禁渔以来新监测到36种土著鱼类，但还有99种历史上曾经分布的鱼类没有被监测到。长江的水生生物保护形势依旧严峻。

刘焕章指出，禁渔后，水电开发、水污染、江湖阻隔等造成的栖息地生境退化等问题依旧严重，减弱了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比如，一些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会阻隔鱼类的洄游通道，导致河流的水文情势发生变化，下泄水温升降滞后，流水栖息地面积减少，影响鱼类的栖息、繁殖，改变上下游的鱼类群落结构。”

他认为，未来需要加强对长江水生生物栖息地的修复，如加强对干流自然河段的保护，并对支流无序开发小水电站进行分类整改，在部分代表性支流和湖泊实施生态修复，重新恢复江河和江湖联系。

例如，为了减缓支流水电开发的不利影响，2020年9月以来，云南、贵州和四川3省对赤水河流域的小水电进行了清理整改。截至2022年12月底，赤水河流域共拆除小水电270座，占流域小水电总数的72.4%。大同河、古蔺河、盐井河、白沙河、堡合河和铜车河等一级支流的下游江段基本恢复了自然连通状态。

王克雄表示，禁渔后，江豚饵料资源得到恢复，但长江航运产生的水下噪声对江豚栖息地和生存构成的威胁日益严峻。“江豚对水下噪声很敏感，噪声会干扰江豚的导航、沟通和觅食，导致幼豚听不见妈妈的声音，很容易搁浅，不利于江豚种群的有效恢复和栖息地质量提升。”

王克雄认为，对于有沙洲的江段，应一边通航，一边不通航，留给江豚一个避难所和栖息地，或者尽可能地减少航运对江豚的干扰。“比如，虽然葛洲坝船闸附近的航船密度很高，但江豚的分布范围却快逼近闸口了，这得益于过闸的船走得非常慢，且只能一艘一艘地单向走，不会并排走，时间长了江豚能够习惯这种比较弱的噪声，也不会害怕。所以人类活动和水生生物实际上是可以共存的。”

此外，刘焕章指出，目前正在盘整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的家底。

针对这一问题，农业农村部曾部署“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 (2017—2021)”，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牵头，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的鱼类种类组成及分布、鱼类资源量、濒危鱼类、长江江豚、渔业生态环境、消落区、捕捞渔业和休闲渔业等7个专题开展系统调查。

“但这仍是整个长江的概貌。”刘焕章说，鱼类种群的恢复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种群被破坏的程度、物种的生活史和气候变化等。因此，需要对相关鱼类的生物学特征和区域管理特点进行全面研究，以便为不同区域和生态特征下的渔业资源提供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未来水生生物的本底调查应是针对某个水域、某个物种，了解其生活史，捕捞量是多少、增殖放流量是多少，做到这样的精细程度，才能够真正有效地管理。”

“目前禁渔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效，但是整体的工作还是任重道远。”刘焕章认为，即便10年期满，禁渔的政策也应长期延续下去。“鱼类资源虽然有了恢复，但是珍稀物种的恢复还比较缓慢，如果放开捕捞，珍稀物种的恢复是很难的。”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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